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 二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
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
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
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再如黄人
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
）》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
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
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近代文学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五
四"之后开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纪末的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
开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1999）
。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
不清。1921年，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学体系的
研究》约13000字， 与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名为《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年12月出版，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
中国文学的，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
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论著中的“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
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
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
八九八）说起"；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第2页。）；郑振铎
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828页。1958 年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
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
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尽管如此，从“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即论述了
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
。在这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的是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
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是为纪念《申报》五
十周年而作，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1872?1922的五十年，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
国近代文学最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时期。《申报》创刊于1872年，19世纪的七十年代正
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
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
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直到“五四"前后，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
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如果说他为近代文
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似乎也不为过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当他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五十年文学
变迁的历史时，他首先发现“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它的重要就在于这五十年“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注：《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东亚图书馆1924年版，第91页、94页。
以下引胡氏文，除注明者外，均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在论著中开宗明
义的这几句话，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击"旧文学，而倒颇有点清醒的“历史主义"观
点。胡适说这五十年的文学，由于受到“时势的逼迫"，它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五十
年的下半（笔者按：约指戊戌变法之后）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
诚然，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
是“死"是“活"的根本缺陷，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
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除对仍用旧体诗
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典型的例
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
严复、林纾均是用文言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外国小说的，但胡适对严、林
二人的评价却颇有历史主义眼光。他说：
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
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
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
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
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
认识上存有差别，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高文典册"；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
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天演论》，那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
再如，胡适对于林译小说的评价亦很中肯。他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自有
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
个新殖民地。"胡适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如所周知，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正是凭借林纾这支以文言为转换符号的生花妙笔，重视了巴黎上流社会肮脏一角所
发生的一个哀艳感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不
胫走万本"（注：寒光：《林琴南》；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文苑传》第
9卷。），时人誉为外国《红楼梦》。 文人雅士也纷纷献诗题词，连近代翻译大家严复
对此都赞叹不已：“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注：《甲辰出都呈同
里诸公》，《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以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
上掀起了一股茶花女热。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基于这部林译
小说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胡适在评论林纾译的华盛顿·欧
文的《拊掌录》和狄更司的《滑稽外史》时又指出：“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
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
往更用力气，更见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毕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
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
。"这些言说不仅是“五四"之后第一个对林译小说作出正确评价的文字，而且对后来
的研究者也很有启示。不少评论家最常称赞的林译狄更司小说中的幽默情调就是最早由
胡适指出的。
再如胡适对于章炳麟，一方面指出他是一个“复古的文（学）家"，批评了他复古
主义的文学观，另一方面胡适也正确地指出章氏的“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价值"
，“他的古文学功力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
方面都能‘成一家’。"并且赞章氏的《国故论衡》是“两千年中"与《文心雕龙》、
《史通》、《文史通义》可以媲美的“七八部精心结构"中的著作之一。
此外，胡适对于近代小说的批评也颇具文学史家的眼光。他评论吴趼人的小说时，
特别指出外国小说对吴氏创作的影响，这一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如所周知，吴趼人是近
代最善于学习外国小说艺术技巧的一位小说家。他主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从
某一方面（或结构，或叙事模式，或艺术手法，或小说类型）吸取了外国小说的艺术营
养。我们还可以从吴氏的某些小说找出具体例证，比如吴趼人评点过法国鲍福的小说《
毒蛇圈》，该书是用的以对话开头的倒叙方式，吴趼人随后创作的《九命奇冤》，明显
地学习了这种倒叙的叙事时序，这点胡适在书中已经明确指出。再如，他评论吴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云：“《怪现状》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内容也是批评家庭社会
的黑幕。但吴沃尧曾经受过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他的
小说都有点布局，都有点组织。这是他胜过同时一班作家之处。"证之于吴趼人的《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痛史》诸作，胡适的话是正确的。
再如对《老残游记》，胡适指出：刘鹗“写玉贤的虐政，写刚弼的刚愎自用，都是
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场经验深，故与李伯元、吴沃尧等全是靠传闻的，自然大不相同
了。他写娼妓的问题，能指出这是一个生计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种眼光也
就很可佩服了。"如果说胡适对《老残游记》的批评有点唯物史观，该不是毫无根据吧
。胡适又指出《老残游记》的艺术特色是长于描写，尤善用“白描"，这个发见以及他
在《老残游记·序》中所举例证（如白妞说书、黄河夜月、黄河结冰等），至今仍为人
们认同。
总之，胡适的这篇长文确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和新的见解，故鲁迅先生在读完此文的
初稿后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
的指示，胜于许多空理论。"（注：《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年版，第 412?413页。）在“五四"之后不久，这篇长文的出现， 对于近代
文学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当然，胡适的此文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
到的，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活文学"、“死文学"的文学史观。于此鲁迅在称赞此
文的同时亦有提醒：“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若夫以前
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注：《
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3页。）鲁迅
的批评十分委婉，剔肤见骨，不难看出鲁迅对胡适以文本符号是否白话作为判断历史上
文学“死"、“活"的标准显然是不同意的。此外，胡适的批评也有轻率的毛病。如文
中说：“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吴文英）派的毒，很少有价值的。"胡适对问题
的认识确有独到之处，但有时难免失之主观，此其一例。
在中国近代小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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